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接班、分配、北漂……中國人“找工作”的40年
作者 : 姚露 2018-12-03 17:02 60870 284

核心提示:從改革開放以來,不同年代的人經歷了不同的找工作歷程,從接班、分配,再到北漂、深漂……

1983年,鄒有華接了父親的班,當上了教師;1984年,鄒有智考進了國企;1991年,鄒有信被分配當上小學教師。

老鄒家三個兒子在上世紀80、90年代,用不同的方式找到工作。

再后來,有人追趕考公務員、事業單位的浪潮,也有人追求理想成了北漂、深漂……

接班

1983年,僅僅讀了初中的鄒有華,在26歲時候頂替了父親的教師崗位。對此,家里當時還在讀“大學”的老二鄒有智內心頗為不滿。

“老大剛退伍沒有工作,還要養兩個小孩不容易,你現在讀大學(實際是技術學院),將來有更好的路子。”父親苦口婆心,勸鄒有智別往心里去。

父親以身體狀況為由提前一年退休,就是為了讓鄒有華的工作有著落,家里的日子好過一點。

頂替,也叫接班。1956年1月14日,原勞動部發出的《關于年老體衰職工以其子女代替工作問題復輕工業部的函》中首次提出,允許職工退休后招收其符合條件的子女參加工作,即職工退休、退職,子女頂替參加工作。

這一制度在1990年底被徹底廢除,鄒有華趕上了工作可子女接班政策的末班車。

“坐上車”的鄒有華文化程度不高,又當上了老師,表面上的不搭是本質矛盾的集中表現。雖然能領上工資,鄒有華在學校卻跟不上教學節奏,很長一段時間適應不了工作。

老二鄒有智1983年高考落榜之后考進了一家技術學院,也就是父親口中的“大學”。

1984年,在大哥鄒有華迷茫的那段時間,當時19歲的鄒有智在學校遇上了一家國有企業的招工考試,并且順利通過考試拿到了就職批準。

“那一年剛定了親,家里掏了不少錢(條件困難),自己根本無心學習,所以學沒上完,就去單位報到了。”鄒有智通過招工考試找到了這份月薪37元的工作。

分配

1984年,中國恢復高考第8年,廖萍一邊放牛一邊學習考上了貴州醫學院。她真切地體會了“知識改變命運”,當初的放牛娃如今已是貴陽當地一家醫院知名的主任醫師。

畢業后,廖萍和男友通過“統招”分配方式選擇到同一個地方就業,廖萍選擇了醫院,男友則分配到了免疫站。

所謂的“分配”是1981年在國務院批轉的原國家計委、教育部、國家人事局《關于改進1981年普通高等學校畢業生分配工作的報告》中提出,即對畢業生的分配確定為“在國家統一計劃下,實行‘抽成調劑,分級安排’的辦法”。

實際上,除了地方上的選擇,工作的好壞也是當時許多學生在接受工作分配時面臨的一個大問題。

由于畢業分配單位的好壞關系到每個學生的前途命運,盼望著分配一個好單位,是大學畢業生整個家庭的心愿。

什么叫好單位?有學者表示:“那時,人們的理想是‘科學家’、‘工程師’,待業青年也以‘上班’為首選,實在沒有出路才去干個體或服務業。”

1989年,鄒有華的三弟鄒有信高中畢業考上了當地一家師范學院,3年學成后通過定向分配,到了離家50公里的鎮上當小學老師,一個月工資68元,彼時大哥鄒有華接班父親的崗位已經6年之久,工資是新人教師的兩倍左右。

與此同時,鄒有信的同學林惠儀以統招形式,選擇了自家鎮上的小學入職。

1999年以后,鄒有信通過自學考上了大學,“根據當時的要求,小學教師評級、退休憑職稱有學歷要求。”

“知識就是力量,知識就是財富”,是鄒有信和同齡人感受最真切的人生哲理。

分配工作的制度在很長一段時間內發揮了推動人才流動、協調地區利益的正向作用,但隨著經濟體制的改變,這種人才分配方式的弊端也愈發明顯。

1996年,大學生畢業分配工作的制度被正式取消。但直到2007年4月,隨著西藏取消大學生畢業分配,延續了50多年的畢業分配制度,終成往事。

此后,越來越多的大學畢業生決心到經濟特區和沿海開放城市闖蕩,年輕人中也開始有了“跳槽”。

下海

改革開放之后,除了考試找工作、分配找工作,還有一批人快速接觸到“開放”的信息,開始了創業之旅,當時稱為“下海”。

上世紀八十年代末,廖萍的大哥廖健平聽說蜂窩煤生意很掙錢,就自掏腰包去城里學了蜂窩煤技術,在鄉下做起了蜂窩煤生意。

那個時候,很多地方農村的取暖、做飯主要靠火爐燃燒煤塊,由于煤炭儲存和生產的季節性,到了夏天就換成了燒柴,“但柴火得一直加,很麻煩。”

廖健平將煤渣、黃土、水和煤塊混合,打成蜂窩的形狀,賣到農村,價格便宜不說,還方便許多。

“1塊錢一堆的煤渣通過技術加工之后做成蜂窩煤,價格翻了10倍!”廖健平因為蜂窩煤生意成了鎮上第一個“萬元戶”。

“萬元戶”這個詞在20世紀70年代末產生,指存款或者收入在10000元以上的家庭民戶。

“萬元戶”年代的米價每斤0.14元,肉價每斤0.95元,走親戚送禮2元左右,壓歲錢0.1-0.2元,1萬元代表著財富和身份地位的象征。

1990年,廖萍的二哥廖建軍用家里資助的幾千塊做起始資金,干起了肥料供應商。不過他的生意模式和當時“開門店等人上門買東西”的模式不同,他是“送貨上門”。

當時廖建軍的朋友有一輛大卡車,農民只需要在他店里下了訂單,廖建軍就可以用卡車送貨上門。“當時農民買東西都是需要等到趕集,買了東西還要自己背回去。”因此,送貨上門的肥料深得大家的喜愛。

廖建軍還有一個商業小秘密,在資金充足之后,他會在淡季的時候去肥料廠囤貨,在農忙的時候賣出去。本身送貨上門就有優勢,加上淡旺季肥料的差價,廖建軍的生意如火如荼。

生意的成功讓廖建軍家里的小女兒在90年代初就玩上了迪士尼的雪花機,也讓家人在那個年代有條件吃上100塊錢一顆的抗癌藥。

北漂

2010年的國家公務員考試100萬人競爭1.5萬余崗位。鄒有智的女兒鄒瑩瑩是參考大軍中的一員。那一年她26歲,第三次參加公務員考試,家里人盼得著急,她也考得惱火。

在此期間,她同時還報考了縣城幾家銀行、電視臺招聘,只不過,都無疾而終。

“望子成龍最好是當公務員,望女成鳳最佳是進事業單位。”那幾年,在家長的眼中,無論公務員、事業單位中的哪一個,都代表著一只“鐵飯碗”。

2010年鄒瑩瑩公務員考試又一次落榜,家里人對這個已經畢業3年、即將“奔三”的女孩生出了更多的擔憂。

“要不再試試隔壁縣的教師崗位?”教師,是家人們最后的底線。當老師,工資低了點,福利少了點,但起碼穩定!還有3個多月的帶薪休假!

2011年,鄒瑩瑩一共跑了近40場考試,最終考上了臨縣一個偏遠山區的小學教師的崗位。至此,鄒瑩瑩解脫了,家人們也松了一口氣。

2014年,鄒瑩瑩的表妹吳筱大學畢業,“這孩子不聽話,安排好的路不愿意走,非要出去活受罪。”

父母說的“活受罪”,指的是吳筱放棄了當地一家知名媒體的記者崗位,非要去深圳“見世面”,做一個水土不服的“深漂”。

“我一生下來就在以家為中心的方圓幾十公里轉悠,從小學到大學,連最后找工作都在離家兩站公交站的地方。”吳筱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么樣的未來,但絕不是父母安排的這樣。

2015年剛過完年,吳筱就收拾了行李,和朋友一起到深圳一家創業公司上班,在這里她見識到了“996”的工作模式,體驗了自力更生的無助,也真正明白了“站得更高,看得更遠”的道理。

過去3年,吳筱在深圳一家報社做過調查記者,去過上海一家金融公司做過品牌策劃,現在她是北京一家外企的公關,成為“北漂”。吳筱目前正在準備明年去香港進修的事情,“算是充實自己,也算是給這幾年一直忙碌的自己放個假。”

1978年離現在的我們相去甚遠,但改革開放的影響始終如影相隨。從接班、招工考試、分配工作到自主就業,年輕人對待工作的態度,從養家糊口的基本需求演變到對自由、夢想的追求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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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文章內容屬作者個人觀點,不代表菜鳥理財立場。)

文章來源/中國青年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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